郁郁葱葱的南开大学校园，西南联大纪念碑静静矗立。纪念碑一侧的校史馆，沉淀着南开的辉煌与荣耀。杨瑞每次路过，都禁不住驻足凝望，向南开的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仙桃老前辈表达敬意。

　　杨瑞2024年以仙桃高考历史类第一名成绩考入南开，他的新生第一课就是在这里上的。当讲解员深情地讲述一位在抗日烽烟中临危受命、参与筹建西南联大的关键人物黄钰生先生时，杨瑞震撼了：这位了不起的教育家、南开大学当时的秘书长，来自于仙桃家乡。乡情与敬意，召唤着杨瑞一路追寻先辈的足迹，重温他率领师生“徒步三千里”、为饱受战火的祖国培养人才的光辉岁月。

　　黄钰生(1898-1990)，字子坚，著名教育家、图书馆学家。1898年4月生于湖北沔阳。13岁时，随兄长去往“新政”中心天津，就读于南开中学、清华学校。1919年秋，赴美国留学，从劳伦斯学院毕业后，入芝加哥大学深造，获教育学硕士学位。1925年回国，重返母校，担任南开大学哲教系教授，并先后兼任文科主任、大学部主任（后称秘书长）。

　　1937年，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爆发。7月28日，侵犯天津的日军，借口南开大学窝藏“反日亲共”分子，悍然炮轰南开大学。教学楼秀山堂、木斋图书馆及学生宿舍，瞬间被炸毁。

　　危难之际，黄钰生临危不惧，沉着镇静，迅速组织师生疏散和重要装备物资转移，而他自己的家什一件未动。安顿好大家后，与教务长、斋务主任最后撤离，划着小船含泪离开战火中的南开校园。

　　半个月后，黄钰生在南京面见校长张伯苓，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，以示不辱使命。张伯苓感动至极，含泪说了声：“子坚辛苦了！”在场人员无不落泪。

　　1937年8月，南迁的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。黄钰生受张伯苓委托，参与临时大学筹建。可当年11月，上海沦陷；12月，南京沦陷，长沙也遭日机轰炸，学校不能正常上课。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，师生分三路向昆明转移。

　　其中的陆路，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，一路靠双脚，由身强力壮的年轻师生组成。清华校长梅贻琦，知道黄钰生曾留学芝加哥大学，还得过棒球冠军，于是征求他意见：“子坚，你愿不愿意带队从陆路走？”“好，没问题。”黄钰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那年他40岁。

　　师生转移团采取军事化行动。同行教师有闻一多、许骏斋、李嘉言、李继侗、袁复礼等11人。学生们一律穿土黄色军服，裹绑腿，背干粮袋、水壶、黑棉大衣，还有一把雨伞。

　　黄钰生负责团队行军日常，从路线选定、打前站、团队安全，到宿营、吃饭等事项，他都一一过问，细致谋划。全团数万元经费，既有纸币，也有银元，都系于他一身。他把这些钱用布带缠在腰间，手扶竹杖，与师生们一起，一步步艰难前行。

　　从长沙到昆明，漫漫三千里路，跋山涉水，餐风露宿，一路饥寒疲惫，历尽艰险。作为领队，黄钰生重任在肩，凡事亲力亲为，生怕出丁点岔子。最终领着大家，走了68天，才到达昆明。他在半路上的贵州玉屏买了一根手杖，精心刻上“行年四十、行路三千”，纪念这段不凡经历。

　　西南联大成立之初，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位校长轮流担任校务常委会主席，南开校长张伯苓负责建设。张常驻重庆，联大事务、学校建设全权委托黄钰生代理。

　　黄钰生随即出任联大“建设长”，还兼任联大多个委员会委员，参与校务工作。在他的主持下，西南联大8万平方米的新校舍落成，耗费了黄钰生的大量心血。

　　1938年秋，联大常委会委托黄钰生全权创办并管理“师范学院”，与文、理、法、商四学院平行，同时将北大教育学系并入，成为西南联大五位院长之一。在他担任院长的8年间，学院设立了史地学、教育学等7个系部，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奠定了学科体系和发展基础。力行通识教育，注重学生健全人格、创新思维、宽厚学识培养。这些理念激励着云南师大代代学人。

　　1939年10月，联大校委会决议设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，聘请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。黄钰生自此“一身三校”，殚心竭虑。他大力倡导“爱的教育”，“把天津南开中学的那一套，移植到昆明来”。短短几年，就把附属学校办成一所教学严格、德智体三育并重的一流名校。黄钰生后来回忆说，一生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办联大附中的那些年。

　　人们熟知的物理学家杨振宁、哲学家汤一介、作家宗璞、中科院院士戴汝为、严陆光等，都是黄钰生在联大附中、附小的学生。人们感念黄钰生的办学业绩，称誉他将“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”。

　　80多年沧桑巨变，西南联大已走进历史。“先辈‘徒步三千里’的勇毅，呕心沥血办教育的远见卓识，永远激励着人们。”杨瑞说，重温黄钰生先生的故事，他不仅是南开的骄傲，更是仙桃人民在民族大义面前勇于担当的生动缩影，值得永远铭记和传颂。（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晓旦）